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监事长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尹　稚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都对新时代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作出了相应部署，这让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风貌风格如何传承历史中华文化、推进现代城市文明建设一类的话题再次热络起来。同时，这也让我回想起从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规划设计，到北京市城市副中心规划设计，十多年间大家一直关注、不断探索且尚无结论性答案的一个议题，即我们目前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历史文化遗产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再过100年，我们能够给子孙留下什么样的历史文化遗产？

　　建筑的“形似”与“神似”，从40年前我走进清华园学建筑学时就是辩论的焦点；回顾百年近代史，探索在“旧文化”的地基上，绽放“新文化”的花朵从没停止，甚至不惜用最极端的方式去催生“新文化”的诞生。历史是一条长河，文化又何尝不是，“传承是上游的水源不枯，创新是不断地向前奔流，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不断有新支流汇入，才能奔腾不息，最终汇入世界文明的海洋，带去养分，滋润万物”。这是比较文艺的讲法，也有人把它概括成鸡汤文。讲得也对，但似乎又什么都没讲，“保守、封闭和复古”似乎成了各种形式和内容是否被传承的标尺，而快传播时代的“闪现”等商业需求更给各种形式和符号的复刻加入了浮躁、浅薄和抛弃文化身份的表达。

　　“文化身份”这个词太好了，身份是差异化识别的产物。谈到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我最认同百年前辜鸿铭先生在《春秋大义》里对“真正的中国人”的描述，其核心的气质是温良，是源于同情心与人类智慧的温文尔雅，是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智的组合。深沉、博大、淳朴、灵敏，是一个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

　　而谈及中华文明的身份，窃以为有两点是傲然于世的：一是充满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中文里的“智慧”一词就是心灵纯真与成人理智的完美和谐的表达，数字化和AI时代的当下产物只能称之为智能。二是充满了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智慧，这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傲视之处，也是大中华文明圈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的精神所在。前者的世界性反思始于上世纪60年代，理论成型于1981年《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部名著，而达成共识成为全球性议程则是1987年的事情了。而人与人的和谐，从当下欧美的现实社会矛盾激化程度看，从严重影响全球和平的地区冲突看，则还远远没有从良好愿景发展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更缺少共识和共同行动。

　　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对生态文明时代的追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还是对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中“善治”的描画，既切中文明和文化的特质，也是实实在在的全球性议题。

　　保护与传承的核心是把漫长历史积淀下来的优秀特质保留下来，这种特质首先是精神层面、价值观层面的，技艺和习俗更多是载体和表现层面的，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用大白话讲，就是把老祖宗一开始想做的“好事”一直做下去，这就是优秀文化的延续，中国的民族精神或称文化自信是由家国情怀站位、伦理道德养成、审美追求涵养等共同构成的。而创新则需要这些好东西能“活”在当下，并使其演化趋势有利于“活”在未来，这涉及新语境的营造、新人群的教养、新技术的支撑等。一切的形式必然不是守旧的，而是贴近当代生活的。

　　一是中国这种大国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路径可以讲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大到千年时空的国土级的治山理水，精到一户一室的气候微调，在当代就是智慧性规划、设计策略和精细化技术建构的结合。大到国土和区域性资源利用的有效管理，精微到房前屋后的低冲击营建运维。“魂”犹在，形式已次之。认真研究中国地域人居史、建筑史还会发现，规划设计策略的因地制宜、建筑材料的就近取材、工匠人才的就近用工等，对当今建设“双碳”社会、解决“千城一面”问题意义非凡。这些祖先的规划设计之“魂”的传承，对应对气候变化之类的当代全球性议题仍可有所作为，也符合经济全球化冲击下消费主义横行中对民族和地域文化自信的强化趋势。而中国文化中的温良与包容则更有利于建构开放性社会，造就一块人类文明互鉴共存共荣的试验田。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文明传播确实存在“取经”与“传教”的区别，前者是“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自觉探索，而后者则更具有“己之所欲，必施于人”的侵略性。城市与建筑是凝固的历史，长存而充满标志性。把握当代人类社会共同议题，守住价值观传承，解放规划师、建筑师在形式追求上的空间，才会有文化创新。

　　二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问题。中国传统城市中充斥着各种“混合”空间，超越阶层地位身份的“共处”现象并不少见，古代文学作品、文人笔记中多有记载描述。由唐及宋里坊制崩塌，开放性街巷得以普及，塑造了中国人之于空间特有的公私领域概念，农业社会下与天灾的漫长博弈也塑造了特有的以治水文化为核心的公共事务认知体系，主观利己，客观利他、害他的非极端化定位文化始终倡导的主流和底线。可见，“共生院”的改造更新尝试，最大意义不在于花哨的设计手法和“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细盘算，而在于其复刻或试图重现跨阶层“共处”的情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难，难在空间塑造如何保留或创造更多的跨类别、跨人群的“共处”机会。这是一种空间塑造行为、塑造相处规则养成的社会实践。对超特大城市这个以“陌生人”为主体的社会建构中，能否仅靠法条形成和谐社会，强制性法条和公序良俗各自的价值有效空间何在？这都是“老问题”要去在当代求新解之处。

　　如何从中国人的特质、中华文明的优秀特质出发，去思考城市与建筑的未来，将其融入全球性人类发展核心议题的解答，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共同挑战。传承历史精华，创造可以影响人类未来的文化和文明，是当代规划师、建筑师共同面对的挑战。创造带有中国特质文化基因的新东西，在创造中逐渐淡忘旧的形式，才能创造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