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并没有实现同等程度的提升。

　　我当然不赞同那种认为现在的道德不如改革开放前的判断，但毋需讳言，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严重的道德危机。问题是，道德危机的根源在哪里?我想很多人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就道德本身来看道德，没有认识到道德危机根源。

　　今天的病许多是几十年前埋下的祸根的发作。道德的破坏容易，恢复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五十代开始对私有产权制度的破坏。

　　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一定会引起人的道德堕落，这不是新什么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年前就指出这一点。他认为，划清了各人所有的利益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人们的博济公益精神反倒会增强。在一个一切财产归公的社会，人们没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都不会表现施济的善心。

　　看看农村的例子。过去在农村里，什么样的人能够最适合生存?勤劳、诚实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发家致富，也是所有农民学习的楷模，那些耍奸偷懒的人不仅贫困潦倒，而且被大家看不起。

　　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后，一切都颠倒了。我小的时候老农民还比较勤劳、实诚，年轻人耍奸偷懒不老实，但是到我长大的时候，老农民也开始耍奸偷懒了。

　　我们再看看现实，今天中国坑蒙拐骗这么多，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私有产权得不到尊重，结果是，人们没有稳定的预期，只愿意玩一次性博弈，只考虑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利益，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当一个煤矿的开采随可能被政府叫停的时候，矿主怎么有积极性投资昂贵的安全设备呢?

　　人们的道德行为与社会是否公平有关。当一个社会少数人可以通过特权获得巨额收入时，人们就会认为社会不公平，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自行车铃被盗很普遍。设想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第一次别人把你的车铃偷了，你再买一个，第二次又被偷了，你还买一个换上。第三次、第四次呢?我猜想你更可能把别人自行车上的铃拧下来，安在自己的自行车上，或者干脆不安铃了，因为你认为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

　　类似地，或许你一开始想本本分分做生意赚钱，但当你看到别人靠特权关系就可以搞到一块地或一个批件赚大钱，而你自己却不断被压缩生存空间的时候，你心里能平静吗?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要让人们守住道德底线太难了。

　　道德危机也与我们社会中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冲突有关。一个正常社会，合法的就应该是合理的，合理的就应该是合法的，二者应该是统一的。

　　合理性也可以说是符合自然法精神，是“上帝”给我们规定的法则，或者有利于人类合作、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法则。

　　合法性是指符合政府规定的法律和政策。政府的法律必须要符合上帝规定的法律，符合人性，才有利于人类的合作。

　　但在我们国家，好多法律不符合人性，不利于人类的合作。这就出现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冲突。我们究竟应该按照合理性去行为呢，还是按照合法性行为?

　　有道德的人可能会选择按照合理性行动，但合理性与法律的矛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摧毁了道德边界。

　　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医生的合理报酬是多少，应该是由市场决定的。假定他的合理报酬应该是50万，但规定他只能拿5万，这时候就出现了合理与合法的冲突。如果他意识到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就可能收红包，但在收取红包之后，他的职业道德观念就跟原来就不一样了。

　　如果他可以合法地每年拿到50万薪水，他会觉得自己很有尊严，从事的是一种神圣的职业，他的敬业精神就会非常好。但如果他偷偷摸摸拿钱，即便最后拿到80万、100万，他也觉得自己活得没有尊严，医生这个职业不再神圣，这时候他的职业道德就很可能出问题。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讲了自然法的19条规则，然后说，这些规则一般人可能记不住，好在我们可以将它们总结为一句简单的总则，这个总则是什么?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责任编辑：崔凤娇）